凉山州森林消防支队隆重举行初、中级消防员晋升消防救援衔仪式
随着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发展空间的限制，城市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了调整期。
究其原因，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调整经济结构，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深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切实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聚焦民生，加快改革和完善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方面保障民生的基本制度，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一些地方和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大。认知上的路径依赖是指认知凝滞，不能摆脱固有思维的束缚。加快推进分配、金融、财税、环保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破除制约经济转型升级的障碍，激发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当前，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关键期。
过去一段时间，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需求拉动，凭借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但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日益突出，发展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即使人们认识到现有经济发展方式过于粗放，认识到现有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症结所在，但由于思维惯性和利益束缚，还是倾向于遵循惯例，基于经验进行决策，很难下决心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国有企业有它的兴衰周期律，过去几年是第二轮黄金时代，现在应该是进入了第二个白银时代，如果不改革，将会陷入第二个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
但是许多经得起推敲的严肃研究都发现，国有部门占用了与其规模和效率不相称的经济资源和创新资源，而且很多时候是以相对较低廉的价格占用了重要资源，并且国有企业天然的政商联结加重了这种情形。央企的母公司要走法人整体改制这条路。从上面这些分析来看，国有企业到底要不要改不是很清晰吗？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方向中国过去30多年平均每年9.9%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投资拉动，意味着要不断投入经济资源，投入大量的要素来发展经济。客观地讲，国有企业加上强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还是能够发挥较大作用，因为追赶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源动员和资源投入，对产业结构的选择、对产业技术的采用、对产业组织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拷贝、模仿和引进，这些因素几乎都可以是外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就是资源动员和资源投入的可靠平台，国有企业可以较好地充当这样的平台。
但是随着中国一步一步地接近追赶式发展的边界，我们无可避免地要遇到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换的问题，我称之为内生平衡增长阶段。可以看出，民营企业的创新效率比国有企业高一倍以上，这个是中国科技统计研究的官方数据。
对于这些企业，应该加强政府监管，并改进公司治理，提高透明度和规范性。当然随着时代发展，上述三类企业也可以进行分拆和引入竞争，这样也有可能在某些环节进行产权改革。如果国有部门还保持这么高的比重，无法显著纠正资源配置的扭曲进而保持较高增长率，而不断下降直至到10%的水平，国有企业将主要集中于涉及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以及其他极少数特殊的行业，就不至于对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构成实质性妨碍，也不至于对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法治体系构成实质性妨碍。上世纪末的改革给本世纪带来了改革红利，但付出了高昂代价，大概有2万亿的改革成本，而那时候GDP一年才8万亿，占百分之十几的GDP，多大的代价。
如果我们再次拖延改革进程，若干年之后，改革成本将大得多。也就是说，学者可能看重效率，而民众可能更看重效率之外的东西。我国发展阶段的转变、增长动力的转换已经使国有部门的低效、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对平等竞争环境的妨害成为一个愈发紧迫的现实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启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即使不考虑发展阶段的转变，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也不能拖延。
这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甚至超过一半以上是按照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注册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而不是按照后来的《公司法》注册的公司制企业。
从这个角度而言，现在的国有经济不是全民所有，而是全民没有。第一类是自然垄断，包括电网、基础电信和一些公用事业（自来水、燃气等）。
第二种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如航空航天。这是一种非学术的表述。因此上述领域的国有企业在一定时期保留还是有必要的，哪怕牺牲一些效率。而民营企业为了抢夺经济资源，可能会采取更加不理性、不光彩乃至不合法的方式，这样整个经济就会出现政商联接大竞赛和资源争抢大竞赛，而不是效率提升大竞赛和自主创新大竞赛，最后的结果是，高增长伴生着严重的过度投资和信贷膨胀以及金融隐患，公司治理和宏观审慎出现严重问题，收入分配扭曲和财富掠夺成为常态，而高增长也将戛然而止。所以中小企业的改制出售可以大力推进。通过整体出售等方式推进中小国有企业改革，通过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等方式改造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
上海经济评论：政治因素会打断这种经济发展吗？当大家变得有钱而不是很有钱的时候，就会有别的诉求，比如说政治方面，就会干扰稳定。为什么自下而上的改革会成功，因为它解决了一个改革动力的问题。
现在各地就是这么干的。之所以对城镇化做这样的理解，是因为我们过去总是习惯于把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简化为某个给予的力量。
但是到了199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分税制对经济的正面影响可以更容易评估出来，所以朱镕基下了很大决心一定要推，因为那个时候中央财政占比已经滑到20%的程度了，严重威胁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这样的话，新政策实施的正面效果就大幅度提高了，决策也就比较容易。20年前，劳动力首次向沿海转移的时候，大家可能谁都没想到中国有一天会出现劳动力在沿海地区的短缺。
那就需要把很多支出责任上收到中央，这是最简单的调整。结果是什么？本来你的生产率在缓慢地上升，但购买力就突然上去了，最后这些购买力只能冲高价格。中国经济至今增长了30年，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才达到日本和四小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末的相对水平。所以在中国谈房价，最好别太笼统，要细分市场来谈才有意思。
今天有不少行业出现库存的增加，那还不是因为这几年政府控制了宏观经济，特别是房地产的发展。短期来看，工资上涨对经济增长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我们现在的经济减速与这个有关系。
2008年推出四万亿之前，大概从2004、2005年开始，成本条件已经在发生变化，招工难现象已经在广东出现。那么未来，中国的可改革性怎么样，可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吗？张军：我说过，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中国，没有变成俄罗斯。
劳动力在城乡和行业之间的流动也是一个长期的因素。最主要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需求条件，一个是成本条件。
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来看，几乎都这样。所以，如果没有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出台，没有超量的信贷出来，在宏观基本稳定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企业，本来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他用财政联邦主义的概念框架分析过去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奇迹性增长是有贡献的，发展了很好的一个理论框架。钢行业是最典型的，为什么前十年钢的产能有那么快的增加，因为2007年之前，经济持续高涨，政府没有很好地微调，以至于在2007年才开始急刹车。
而在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技术路线上，需要有更广泛的讨论。比方说，它们的社会财富主要分布在少数利益集团手里，像俄罗斯八大寡头，他们的势力就很强大，有足够的能力来影响政府。
房价上涨还受其他因素，包括地理和生活质量等因素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产能过剩，多数还是短期现象。
所以，即使有些改革必须自上而下，也需要考虑有什么办法来估计可能的风险。那是不是会因为这个而导致土地价格太高呢？这个逻辑需要推敲。